◆陳芳明 政治大學台文所所長


黃春明與王禎和在70年代的藝術表現，成就當然不只是文學技巧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批判精神。對於小人物，他們的詮釋各有不同，卻同樣保留台灣歷史不堪回首的苦痛記憶。


小人物凝望著時代巨變

  美援文化對台灣社會的衝擊，可以從1970年代的文學作品窺見蛛絲馬跡。戰後歷史進入重整與反省的階段，也在這個時期出現端倪。全球冷戰體制的解凍，在60年代末期已是有跡可尋。為了解決資本主義發展所面臨的困境，美國決定改變政治戰略；以對話代替對抗，開始與蘇聯、中國的共產陣營進行和解。這種戰略調整的具體反映，便是台灣在1970年被迫退出聯合國，最後一批美援物資也是在這年宣告終結。在國際社會，台灣開始走向日益孤立的狀態；在國內社會，則見證加工出口區的陸續設立。事實顯示，美國在政治上對台灣疏離關係，卻在經濟上加強投資。這種政經分離的策略，證明美國並未尊重台灣的政治尊嚴，反而為了經濟利益考量而密切與台灣連繫。

  台灣文學正是在如此轉折的關頭有了重大變化。文學如果是社會心靈的最佳表現，就不可能對美援文化的調整渾然不覺。率先對美援文化展開批判的作家，當推黃春明與王禎和。一個來自宜蘭，一個來自花蓮，都是屬於偏遠與邊緣的地方，那是受到美援文化影響較小的區域。黃春明與王禎和初登文壇時，都受過現代主義運動的洗禮。他們投入都市生活時，反而回首凝望自己的故鄉。兩人都是以小人物塑造成小說的主角，都是以瑣碎的民間生活轉化成漂亮的故事。但是，小人物的分量不輕，美援文化與資本主義的重量都壓在他們身上。這種以小搏大的書寫策略，顯示兩位小說家的不凡身段。在都市裡寫鄉土人物，往往帶來辯證的效果。從小人物的眼睛，可以看到中產階級所看不到的事物，當然也可以發現城市居民所看不到的都市景觀。同樣的，看待美援文化時，從邊緣角度觀察，更加可以發覺知識分子習以為常而小人物格格不入的價值觀念。

  黃春明在1972年發表〈蘋果的滋味〉，王禎和在1973年發表〈小林來台北〉，應該可以視為台灣文學的重大突破。在此之前，以小說批評政治威權體制，撻伐日本殖民統治，已經形成一個文學傳統。但是，對於美國文化在台灣支配的議題，似乎很少有小說家嘗試處理。兩篇小說問世時，越戰仍然熾熱地在中南半島進行，台灣仍然熱腸地提供基地讓美軍使用。〈蘋果的滋味〉描寫的是帝國主義式的人道主義，〈小林來台北〉則刻畫台灣知識分子崇洋媚外的心理狀態。兩篇小說都是透過小人物的親身感受，彰顯美援文化在台灣所矗立的龐大陰影。

蘋果的愛恨滋味

  到達〈蘋果的滋味〉之前，黃春明已經完成幾篇極為經典的小說：〈青番公的故事〉、〈溺死一隻老貓〉、〈鑼〉、〈兒子的大玩偶〉，寫的大多是鄉村小鎮在現代化過程中的遭遇。資本主義在都市發達之際，也逐漸波及偏遠鄉村。這些小說其實是一種告別的手勢，見證淳樸、善良，容易滿足的時代即將成為過去。事實正是如此，黃春明小說把資本主義滲透鄉村小鎮的歷史記憶清晰保留下來。傳統與現代的交替，保守與求變的交鋒，鄉村與城市的交會，都完整呈現在故事生動的敘述裡。

  在鄉下生活的安分小人物，可能無法理解資本主義是如何侵襲台灣，也難以解釋為什麼台灣社會是如何形成對美援文化的崇拜。一個社會文化心理的塑造，並非只是透過政治宣傳或教育體系來完成，而是細緻而瑣碎地藉由日常生活點點滴滴累積起來。一種強勢文化進入台灣時，不再訴諸武力，而是利用電影、文學、藝術、商品的不同形式，瀰漫在個人的聽覺、視覺、味覺，從感官上接受特定的文化氛圍與薰陶。緩慢的、漸進的過程，潛移默化地改造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，並且進一步滲入私密的無意識世界。凡是出現美國的字眼，便立即在內心釋放幸福、美滿、偉大的同義詞。

  〈蘋果的滋味〉正是一個典型的故事。小說中的美國人豈止偉大而已，甚至還扮演救贖、憐憫、施捨的角色。從鄉下移民到台北的工人阿發，依賴微薄的工資勉強維持在城市裡違章建築的生活。不幸的阿發在早晨上工路途中，竟然被美國人駕車撞傷。緊接下來的故事，美國人升格立即成為幸運之神，開始悲憫而體貼地照顧遭到車禍的工人及其妻小。小說的節奏穩定而明快，在恰當時刻帶有喜劇效果，近乎反諷的文字暗暗淌出一種悲傷與刺激。

  阿發不再只是一個善良的工人，他很快被改造成美國崇拜的一個具體縮影。這樣的工人一輩子絕對不可能與遙遠的美國發生任何牽扯，但是歷史的誤會卻陰錯陽差降臨在他身上。受傷之軀躺在白色乾淨的美國醫院時，竟使他產生靈魂進入天堂的錯覺。小說中那位熱心的台灣警察，自始至終扮演中介角色，使肇禍的美國人與受傷的阿發能夠對話。整個故事中警察彷彿是美國的代言人或代理人，頗能理解肇事者的心情。其中最精采的地方，便是警察對阿發的安慰語言：「這次你運氣好，被美國車撞到，要是給別的撞到了，現在你恐怕躺在路旁，用草蓆蓋著哪！」車禍原來有幸運與不幸之分，結果也有天堂與地獄之別。阿發的幸運在於他的因禍得福，不僅獲得可觀的保障賠償，全家溫飽也受到照顧，啞吧的女兒還要送到美國去讀書。這種天堂式的待遇，正是當時許多台灣人夢寐以求的心願。無怪乎雙腿被撞斷的阿發，竟然感激涕零對警察說：「謝謝！謝謝！對不起，對不起……。」

  台灣歷史命運的悲劇，卻在阿發身上以喜劇演出。顛倒是非反而轉化成顛倒眾生，小說的諷刺幾乎無以復加。美國人、代理人、台灣人在權力結構中的位階，至此已判然分明。身處天堂裡的阿發，看著圍繞病床的妻子享用美國蘋果時，那種幸福的滋味簡直是甜到心底。美國人所犯的錯誤，結果證明是正確的；台灣人受到傷害，最後竟確認是幸福的，天下再也找不到如此完美、如此無懈可擊的喜劇。這齣喜劇從1950年代就已經上演，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，續集還是層出不窮地推出。黃春明以蘋果隱喻美援文化，極其傳神；就像聖經裡的故事那樣，看似誘惑，吃則犯罪，頗能道出台灣社會面對強權時愛恨交加的複雜心情。

無言的抗拒陌生時代

  與黃春明幾乎同時出發的王禎和，最早在《現代文學》發表短篇小說，1966年加入《文學季刊》。進入70年代後，王禎和開始以知識分子作為嘲弄的對象，批判精神毫不稍遜於黃春明所展現的力道。早期描寫小人物之際，黃春明的小說較具階級意識，同情農民與工人生活的處境；王禎和則傾向於探討人性的問題，以小人物的荒誕與卑微來對照上層人物，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虛矯與傲慢。坊間批評家認為王禎和對於小人物的描寫過於苛刻絕情，這可能是一種誤讀。他的用意其實不在嘲弄小人物，而是指出人在一無所有時，任何可以活下去的手段都必須採用。〈嫁粧一牛車〉裡的萬發，正是生活被逼到窘境的農民。為了活下去，他可以坐視妻子與人有染，以換取安穩的生活。這種出賣人格的求生方式，與知識分子賣命往上爬的身段毫無兩樣。如果把上層人物的外衣剝掉，把他們的身分、尊嚴、名位拿掉，則其人格氣象並沒有比萬發還高明。

  王禎和在小說扉頁引述亨利‧詹姆斯的一句話：「生命裡總也有甚至修伯特都會無言以對的時候……。」這也是王禎和小說的最佳詮釋，人生在最窘困的時刻，並不是任何聲音或文字就可輕易表達，他在〈小林來台北〉中描述花蓮人小林在航空公司從事打掃工作，目睹高級知識分子的各種人格演出。美援文化早已使崇洋習氣，成功地征服了知識分子的心靈。小林看到上層社會的眾生相，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洋相。公司裡充斥的語言都是美國話，關心的議題是美金與綠卡，而小林則是來自鄉下的青年，熟悉的語言是憨厚的台語，繫念的是家鄉父母。公司裡小林的存在，簡直是一面照妖鏡，讓各種西裝洋服的異獸現形。為了往上爬、甚至為了往外跑，知識分子完全不顧民間疾苦，更不關心人間冷暖。小林的出現，正好對照美援文化受到尊崇的實況。他非常驚訝在徹底洋化的環境裡知識分子的無情與絕情，憤怒之餘，他無言以對，只能在內心無助地吶喊：「幹你娘！你們這款人！你們這款人！」

〈小林來台北〉只能視為一部序曲。王禎和在1980年代又以此為基礎，分別寫出《美人圖》與《玫瑰玫瑰我愛你》兩部長篇小說；前者的「美人」，指的是高級華人與假洋鬼子，後者的「玫瑰」則是暗示美國。經過將近十年的蓄積，王禎和對美援文化的全面批判終於迸發出來。《美人圖》諷刺的是知識分子崇洋媚外的醜態，《玫瑰》則是批判美援文化已經滲透到他的故鄉花蓮。兩部小說合觀，恰如其分表達了王禎和對於洶湧而來的美援文化之強烈抗拒。

以玫瑰做為美國的隱喻，可謂刻骨銘心。尤其《玫瑰》是以越戰為背景，敘述戰場上美軍要來台灣度假引起社會的騷動。「玫瑰」當然暗示當年最可怕的梅毒，又稱「西貢玫瑰」。擁抱偉大的美國，也同時必須無條件接受偉大的梅毒。置身在這樣的歷史舞台，知識分子演出的分量就格外重要。就像王禎和的其他小說，往往在故事裡創造一個處境，不前不後，不上不下，使人無法確切判斷。《玫瑰》也是同樣出現一種困境，究竟是書生誤國，還是書生救國？王禎和說：「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，不是我小說所要討論的，我只對他們做『中間人』的趣味，感到興趣和注意。」中間人一詞的命名，正是他對知識分子搖擺性格最為好奇之處，在太平盛世或危疑時代，都有知識分子可堪表演的舞台。

在《玫瑰》的故事裡，美軍來台度假是為了尋找樂園，王禎和避開高雄與台北兩大都市，刻意選擇沒有酒吧的花蓮做為場景。如何使花蓮小鎮的地方性茶室轉型成為世界性酒吧，正是外文系畢業的董斯文施展身手的最佳場合。為美軍創造樂園，可以完成親善外交的使命；為花蓮創造酒吧，又可達到賺取美金的目的。面子裡子一次到位，這恰恰是知識分子中間位置的最佳演出。小說裡的董斯文投入救國救民的志業，無疑是人格救贖、品性昇華的時代榜樣。

黃春明與王禎和在70年代的藝術表現，成就當然不只是文學技巧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批判精神。對於小人物，他們的詮釋各有不同，卻同樣保留台灣歷史不堪回首的苦痛記憶。在文學史上，他們都被視為鄉土文學運動的經典作家。然而，黃春明與王禎和從來不曾自封為鄉土作家，特別是鄉土成為一種流行，一種風尚之後，距離他們所認識的鄉土就越來越遙遠。當鄉土成為本土意識不可分割的一環時，鄉土已不純然是鄉土，竟而淪為政治立場的審判，甚至是意識形態的檢驗。這種鄉土的異化，對於黃春明與王禎和來說，那已是全然陌生的鄉土。舉世滔滔之際，他們不能不毅然轉身，背對喧囂不已的虛矯鄉土。